一场大面积的“天然气荒”正在中国南北蔓延。进入11月以来，中国国内不少地方出现天然气供应紧张状况，一些城市的天然气汽车出现加气困难，还有一些城市为了保障居民用气，不得不停掉工业用气，一些企业被迫停工、停产。重庆、武汉、杭州、合肥等多个重要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冲击，已到了影响城市运转和社会稳定的程度。

过去多年，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天然气供应缺口。国内石油天然气生产商的代表、国企巨头中石油的官方解释是，今年中国北部地区遭遇了罕见的大雪和冰冻，由于北方天然气需求量急剧上升，不得不对长江以南部分城市进行减供。

然而，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每年冬天最冷时候，全国天然气的供应量应该超过近期的供应量，何以今年提前到来的一场大雪，就导致全国范围的天然气供应严重短缺？

有专家提供了一种解释，中国石油大学的董秀成教授称，“缺气的根源在于目前天然气的价格管制。没有利益的驱动，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勘探更多的油气田。而进口天然气也是因为价格的矛盾迟迟难以进到国内。”董教授的说法得到了石油国企巨头的认可，中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副总经理马新华表示，“我们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理顺目前天然气价格的政策，否则西气东输二线开通后，市场就会出现老用户使用价格比较低廉的天然气，新用户完全按国际价格用气的局面，我们很难以管理。”

按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结果显而易见——如果国家不调升天然气价格，中石油就无法干这个活了！

这些解释貌似合理：不错，搞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价格来反映供需，调节供需。但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这种看法则是书呆子的荒唐逻辑。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对中石化、中石油来说，目前在尽快扩大天然气供应上并不很积极，这实际上是在与市场博弈。

企业也是利益集团，它与政府博弈没什么奇怪。但问题是，中石油、中石化是什么企业？它们是国有企业，是垄断性的国企巨头！它们享受了无数的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享有近乎独占的垄断经营权，能从银行拿到极为便宜的资金，长期以来不用缴纳资源税，它们对国家在石油石化行业中的政策制订有极强的干预能力。国家养着这样的企业巨头，图什么？至少要图一个普遍服务吧？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垄断国企至少不能给执政者添乱吧？要推动社会和谐及稳定吧？但从今年的天然气荒来看，国企巨头们的表现令人失望。不是说中央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吗？哪有这样的儿子拿着父亲给予的特权来威胁老爹的？这样的长子不要也罢。

不能忽视的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企也在发生演化，它们现在是脚踏两只船、手握两类资源——都是横跨政府与市场，并且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打着国有的旗号抢资源、搞垄断，另一方面，打着与市场接轨的旗号，哄抬涨价。

安邦认为，中国天然气今年出现供应短缺，远远不是个价格问题。如果说2008年华南冰冻灾害天气的主因是天灾，那么今年的天然气荒则有更大程度的“人祸”因素。中国国内在很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的垄断体制、市场禁入门槛，不仅造成了中国老百姓在某些领域享受着更高的价格，还会在有风吹草动之时面临停止供应的威胁。这不由得让人严重质疑国企在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保障能力了。国企不能只享受垄断的利益，还要承担垄断的责任。如果国企满足不了市场需要，解决办法也很简单——让更多的人来干！（中国安邦咨询公司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供稿 2009-11-23）

我所知道的韩寒，大体可用几组反义词概括。

1，  衣食简朴，挥金如土

韩寒在他十七岁那年出版了《三重门》，销售三百万本。其后十年间基本每年出版一本书，至今还保持每本新书上市必上畅销书榜首之记录。他的版税率当然也是行内最高。再加上作为全国冠军级车手的奖金，他出道十年，至少也赚了两千万块钱，要是其间再随便赶上一轮牛市或者炒过几套房产，资产再翻一番。。。。。可惜，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某天，2008年末的某天，韩寒请我们几个朋友在他家楼下的小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耗资三百多元的“大餐”，然后由衷地说，“这可是我目前全部货币资产的一半啊。你们要记住饭轻情谊重！”

他不是在开玩笑。我知道他最“凄惨”的时候，是“几个银行卡里只有一张有钱。一百九十几块。我毅然输入了150，发现取款机只提供百元钞，于是含恨只取了一百”。

那次“一半资产”晚餐的第二天，韩寒在汽车拉力赛中取得一个分站冠军，得奖金一万元，靠这一万块，“维持”了两三个星期生活，然后出了一本书，拿到200万。只是，我知道，将来仍然可能会有一天，他又把自己弄得要去机器里取150块。

韩寒生活非常简朴，惟一的房产是郊区的普通公寓。还时常住回老家的农舍里，陪爷爷奶奶。吃饭都是在很小的饭馆里，经常要一碗面而已。他一年四季穿着随意的运动服或休闲服，“除了内裤，没买过一件名牌”，“浑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200块”。韩寒甚至从未买过一套西装。在生活上，他始终只是一个亭林镇的少年，从未改变。

韩寒的钱花在三大方向。一是汽车，他现在有四辆汽车以及一台很豪华的摩托车。这些车会在一两年内被他半价卖掉，然后换新车。第二大方向是美女。并且他似乎找到一种把对汽车的爱和女人的爱结合起来的方法，就是给女人买车。第三大方向是家人朋友，他给父母买了200多平米的房子，装修时，光一张床就17万。经济危机对韩寒也有影响，“主要是又多了几个朋友管我借钱。最狠的是一哥们要借个七八十万，说就省得贷款还利息了。”只要韩寒有钱，他大多都会借给人家的，他不会拒绝别人。对钱也看得很轻。

2，  随性自然，处心积虑

韩寒在十年间从叛逆的边缘少年成长为深刻有力的知识分子。这道路很象精心设计过的。但其实对韩寒自己来讲，却从来没什么“规划”或“经营”。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有时在自己的博客里随意说点什么。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说那些简单的常识。没想到就接连“挑逗”了老评论家，“戏弄”了“犁花体诗人”，质疑了警察，监督了官员。他锐利，并且有趣。记得有次他点评和高晓松的论战，“高处不胜寒”。后来我有次见到高晓松，这哥们却大赞韩寒，说不打不成交。也是趣谈。

3，  知识分子，初中文凭

韩寒最早以“七门功课不及格”出名，有时也自嘲“脑子不够用”。但是和他打交道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天才。记得有次我们一行十几个作家去澳大利亚玩，在车上精灵鬼张悦然考我们“智力题”，是那种很难的脑筋急转弯，出了三道题，把安妮宝贝、冯唐、安意如我们几个人折磨得头昏眼花，还是没解出来，后来韩寒睡醒加入进来，竟然很快连解两题。一时轰动。

韩寒没有上过大学，最高学历也就是上过两年高一，可是他天赋过人，勤于思考，真诚，开阔，却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4，  安静赛车，疯狂写作

韩寒自称“误入文坛的运动员”。他中学是体育特招生，长跑健将。现在平常也经常踢足球，前阵子还在某个业余比赛中荣膺最佳射手称号。台球水平也很不错，至少就我所见，接连击败号称北京文化人台球第一的石康师傅和“能代表台北业余台球高水平”的作家敷米浆，其中和石康的斗争旷日持久，俩人有时能连续三个通宵鏖战，害得石康的《奋斗2。0》不断推迟。韩寒最喜欢的当然是赛车，作为一次全国最高规格比赛的年度总冠军和多次分段冠军，韩寒可是真正的“国家级运动健将”，“要是奥运会有这个比赛，肯定能入选国家队，并且，中国赛车的水平至少在亚洲是领先的”。作为赛车手，韩寒日常开车却很“温柔”，他甚至觉得，赛车是一个“安静”的运动，在强大的发动机轰隆中，车手的冷静非常重要，倒是写作，需要激情和想象力。故有“安静赛车，疯狂写作”说，仔细想来确为妙论。

5，  冷冰冰，好心人

韩寒很酷。博客上写着“不做商演，不参加讨论会”等一串“禁令”，平常也神出鬼没，谁都难以找到他。但其实他是一个很善良还有点羞涩的大男孩。记得有次一个女粉丝专门从外地赶到上海，“平生最大理想是见韩寒一面”。我也就安排见了。小聊了一会，我示意姑娘可以先回去了，韩寒想了下，就说，你既然跑了两千公里看我，那我也送你二十公里吧。于是自己开车把粉丝送回住处。粉丝激动得跟做梦一般。我还记得另外一次，我们公司的一个编辑生日，请了一些同事唱歌，我晚些时候去赶了下场子，没想到韩寒也在，小编辑喝多了，就让韩寒“献歌一曲”，韩寒就乖乖地真去唱歌了。哪有什么大明星的气概！

6，  独行侠，意见领袖

韩寒结交甚窄。不仅没加入过任何组织，也很少参加活动或聚会，都是独来独往。所以跟人打笔仗，从来没什么帮手。可是结果，在这个“野小子”的身后，却聚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成为公认的意见领袖。

7，  传统好公民，先锋意见者

我曾经十分诚恳地提议，韩寒应该“包揽十佳青年的第一名到第十名”。他少年成名，谦虚谨慎，为人大方，散尽钱财，他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没进过酒吧，没去过舞厅，他孝敬老人，他夜间开车看到路上有块石头会停下来把石头移开，他百分之百依法纳税（光我这里替他保存的完税证明也有近百万了），他习惯批评，却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我觉得是幸福的。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代青年，也是幸运的。[转自路金波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4bd10100cqll.html原题目：关于韩寒的反义词]

昨日，在受害方代理律师退出法庭、受害人离席、被告人被法庭指定律师的情况下，备受关注的原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涉嫌买官卖官、陷害举报人一案在安徽省芜湖市开庭审理。一位参加庭审的知情人士称，本次庭审如同一场闹剧。

法院只发放2张旁听证

昨日上午8点多钟，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宇等三名律师作为李国福的诉讼代理人开始步入法庭，王振宇拖着一个内有笔记本电脑的拉杆箱过安检，后被打开来检查，法庭工作人员称电脑需留下，案卷可带进去。但王振宇说:“律师一般不用接受安检，只需要出示证件即可。但是为了配合你们的工作，我还是接受了你们的安检。可是电脑里有我们的材料，不带进去怎么做庭审。”经过协商，工作人员准许了他带电脑进场。

与此同时，李国福之子李登辉正与法庭产生争执:“为什么不让家属进去?”原来作为受害人李国福家属、和张俊豪家属，虽有多人赶到芜湖，但只获得法院发放的2张旁听证。二十家左右的媒体记者，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也被法院拒之门外。

“白宫书记”几次喊停

8:30庭审开始，此时原阜阳市颖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和原颖泉区人民检察院院长汪成均被带上法庭，汪城神色黯然，身穿标有“繁昌县看守所”的黄色马甲，而张治安则身穿深蓝色便服，须发干净。

法庭上，法官宣布，张治安原先聘请的辩护律师在前一天下午给法院发来传真称，拒绝为张治安进行辩护，法庭只好临时为张治安安排了一个辩护律师。可张治安以对方不了解案情为由拒绝。

稍作休庭后，法官又为张治安安排了第二名辩护律师。此时，张治安又以对方跟自己观点不一致为由，再次拒绝。不过，这次法官没有采纳张治安的意见，并称:“律师有权发表独立见解，这个律师已会见了你十六七次了。”

于是，在强行安排了一位辩护律师给张治安后，法官问张治安要不要申请回避。张治安竟要求公诉人员全部回避，理由是起诉书中对他的起诉都是假的。而汪成并未申请回避。法庭宣布休庭，此时受害人一方突然向法官问到:“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们要不要申请回避呢?”

“回避”之争三次休庭

受害人张俊豪随即拿起一份书面材料念了起来，“申请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回避”，理由如下:一、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低于公诉人员平均水平;二、未审先判，违背了基本的法理。原因是，在十几天前，李国福妻子袁爱平向芜湖市法院提出“张治安对李国福打击报复并致死案”的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但芜湖市法院以张治安、汪成对李国福之死未构成直接的侵害，因此驳回起诉。

在张俊豪申请回避后，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后，再次开庭，法庭宣布驳回诉讼双方申请回避的要求，法律没有规定可以申请整个法院回避，申请理由不成立。此时受害人提出，说申请回避的不是整个法院，而是合议庭的三名法官。双方继续申请复议回避，于是进行了第三次休庭。

没收电脑原告律师“出走”

15分钟后，复议被驳回。法官又请受害人委托代理律师将电脑交出，并称法庭可以提供电脑，也可以提供资料的打印。考虑到电脑里面的资料众多，且是律师们的私人财产，不能轻易被人拿走，于是律师们询问把电脑收上去的法律依据时，法官并没有解释说明，而是吩咐法警强行上前收取电脑。在征求了受害人家属意见后，王振宇律师和受害人家属一同选择退庭。有法官说:“你们爱走就走。”

在王振宇等律师，以及所有受害人均打算退庭时，听到场内一阵喧嚣:“打人了!”原来张俊豪冲着法官质问道:“公开审理不给人旁听，你们法庭不公平公正!”随后冲上来3个法警扭住张俊豪的胳膊将他强行拖了出去，其兄张俊源因闻声赶来也被法警架了出去。据悉，张俊豪患有心脏病，2007ⅳ2008年间，还对病情观察了一年。

被拖出法庭后，张俊源拨打110报警，随后一名芜湖市公安局领导进入法庭交涉。张俊原称，整个上午，法庭对案件并未来得及审理。

没有原告律师的庭审

下午，他带着旁听证，本想继续参加旁听庭，但被一名便衣拦住，称因其上午在法庭上鼓掌而不能再参加旁听。“上午，当律师提出退庭的时候，我只拍了一次手掌，就引起了法警的注意。”张俊源说。

下午，受害方袁爱平、张俊豪等人，及其代理律师均未出庭。受害人一方，仅有李国福之子李登辉参加了旁听。李登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汪成态度比较好，而张治安则全部翻供，拒不承认起诉书上对他的指控。

庭审直到昨晚7:30方才结束。(转自 汉网-长江日报 2009年11月20日　南方都市报供稿)

据BBC国际台赞助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在2008年有转为负面化倾向，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日本、菲律宾、土耳其以及埃及对中国的看法都有大幅恶化趋势。

这次调查由GlobeScan公司代表BBC国际台进行，参加这次调查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中美、智利、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埃及、加纳、尼日利亚、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这项调查在对21个国家的1.3万人进行访问后发现，认为中国是积极影响的人占总数39%，比去年少了6%。认为中国是负面影响的人的比例则上升到40%，比去年增加7%。

在除中国以外接受这项调查的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对中国主要持积极看法，另外10主要持负面态度。而在一年前的调查中，国民对中国看法积极的国家有16个。

从地域看，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日本、菲律宾、土耳其以及埃及对中国的看法都有大幅恶化趋势。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仍以积极为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与去年持平，正面32%，负面52%。（2009年02月09日 中国新闻网）

今天洗车的时候比较顺，车不多，只有我的雨燕和一个北斗星。在等待的时候我和北斗星的司机聊起来。

他看面相三十出头，是附近郊区的农民，现在进城了，在南环开了个饲料店，卖猪和鸡的饲料，经常到我们小区附近办事，所以顺便在这里洗洗车，看我办个卡，就过来问我办卡的事情，我们接着就慢慢聊上了。他的车前后左右刮碰了很多地方，我问他为什么不走保险，他说，大门窄，院子里东西也多，经常刮的，所以也不值得去弄。感觉挺有意思的观点。他先到的，所以也先洗好。

一会儿又来了个黑色的索纳塔2.0，这曾经是我最喜欢的车型，看着很有动感，整个车身的比例很协调，当时米不够，否则的话是我不二的选择。买两年了，跑了四万公里，长途跑过一趟北京一趟青岛。我的车在打蜡，时间要多一些，车主没事就凑过来看。从交谈中，我知道了，他昨天晚上打牌到凌晨四点，本来是计划达到十二点，因为一个哥们喝多了非要打，结果他又输了，更不让大家走了。他说是小麻将，一晚上也就四五百块。

他原来是个交警，因为犯错误被开除了，听他含糊的表述好像是和领导一起有贪污行为，最后事发了。

他的车是老爹给买的，十一万多，油耗比较大，不低于十个油。他老爹看来是有点实力，给四个孩子每人买了一辆车。他97年的时候在南环租了了三亩地，因为03年动迁，给他挪了位置，地也变成六亩了，五十年期限的使用权，据他说一旦拆迁，他可以获得200万的补偿，选择他在那里盖了十几间门脸出租，另外还建了个厂子，一年收入十万块钱吧。

开店的老板是下面县里来的，进城已经四五年了，刚添孩子，最近正在考察楼盘准备买房子。

今天碰到的三个人，有两个是农村上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市民，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是蛮快的。

　　八月，法国南海岸的一个小镇，这是一个度假的黄金季节，理应一切都充满活力，可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里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了，每个人都背了一身的债。

　　非常幸运的是，小镇来了一位俄罗斯富商，他走进了当地的一家小旅馆，要了一个房间，丢下一百欧元，然后拿着钥匙上三楼去看房间去了。

　　旅馆的主人拿到钱飞快地跑了出去，他将钱付给了肉店的老板，付了拖欠很久的肉钱。

　　肉店的老板得到钱，匆忙跑去找批发商，付了他所欠的货款。

　　批发商拿着钱三步并两步地找到养猪场，付了他欠的买猪钱。

　　养猪场的老板急忙找到他离婚的太太，他欠她的抚养费，正好一百欧元。

　　离婚后的那个女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还欠着旅馆的住宿费呢，她来到旅馆，付了她欠的房钱。

　　这小镇真的很小，那位俄罗斯富商看过了房间，从楼上走了下来，他对这里的设施并不满意，于是，交还了钥匙，拿走了那一百欧元。

　　一百欧元又重新回到了俄罗斯富商的手中，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交易，可是一切都改变了。过去每个人都欠别人的钱。可是现在不同了，他们都还清了债务，他们都得到了别人欠自己的钱，所有的人都摆脱了危机。（编译/云弓 转自《青年文摘》09年7月下 题目有改动）

    雪后去湖边，去湖边我发现有好几对拍婚纱的恋人，很让人感动。爱的热度绝对超过了冰雪严寒。再发几张雪景照片。

1863年春，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不和，谭绍光与部下郜云官等将领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大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降将，李鸿章派他出面劝降，再合适不过。在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程学启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云官。郜云官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云官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协议既已达成，本来各自履约就行了。可是郜云官仍然心存疑虑，万一自己投降之后，李鸿章不兑现承诺怎么办？这可是脑袋搬家的事，丝毫马虎不得。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过程中，“诈降”与“杀降”屡见不鲜，这年头谁都靠不住。思来想去，郜云官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 保，否则免谈。戈登虽是英国人，但在这场战争中并非中立派，而是李鸿章的亲密战友。戈登刚到上海就接管了“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当时，在围攻苏州的大军中，就有戈登率领的“常胜军”。郜云官对此也清楚，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更相信英国人的信用。李鸿章答应了郜云官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同样是敌人，郜云官只相信外国的敌人，却信不过中国的敌人，的确有点黑色幽默。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郜云官的担心并非多余，而戈登也确实对得起他的信任。

几天后，郜云官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云官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而是向李鸿章提出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清郜云官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赴宴领赏，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帐下，结果毫无意外，八颗人头当场落地！

李鸿章略施小汁，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又成功诛杀了八名“贼首”，自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但他忽视了另一个后患，那就是当初谈判的证人——英国人戈登。戈登很快知道了真相。竟然抱着郜云官的首级当场痛哭。因为事先约定投降条件时，戈登是证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怒不可遏，马上拿起左轮手枪，在苏州城内四处寻找李鸿章，要与他决斗。李鸿章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他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

戈登却不依不饶，又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在清政府看来，洋人的死脑筋简直不可理喻，但又得罪不起，只好想方设法打圆场。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需要指出的是，戈登其实是个强盗。此人不仅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早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在圆明园冲天的火光中，就有戈登的身影。戈登之所以愤怒，不见得是为了主持什么正义，更非同情太平军将士，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想为自己正名。因为在他看来，信用是立身之本，言而无信的人走到哪儿都混不下去。

戈登与李鸿章的冲突，应该说是当时中西观念的冲突。西方人大多只认死理，笃信契约精神，言出必行；而国人历来崇尚谋略，凡事都可灵活变通，兵不厌诈。曾国藩曾问李鸿章，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我只与他们打痞子腔。李鸿章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能抵抗列强，可惜屡战屡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竞不堪一击。也许他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哪儿。

但愿戈登的愤怒，不要成为我们的愤怒。

转自http://hi.baidu.com/efreemen/blog/item/570090003e47d1077aec2c08.html

    今天的雪据说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场。既然这么重要那咱就发几张图片以示纪念。

　　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体育赋予更多的含义。小学时操场上的围墙上写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天热时，天天到三池去游泳，露天池边的宣传栏上有“为国增光”四个大字，上面贴的都是中国优秀运动员的照片，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有：容国团、焦志敏、郎平、邹振先、穆祥雄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全中国人的精神偶像。许海峰、李宁他们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所以说，一提到体育，我们就很容易跟爱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这就好比我数学不行，但是我能跑步，会打篮球，还能在操场上来个一连串的侧手翻，怎么样？服了吧？毕业时弄个特长生，照样进重点校。毕竟跑步是个力气活，比学数学要容易，分不够，力气凑，中国自古有尚武风气，有膀子力气的人跟能写字儿的人都容易得到重用。

　　这一点还和我们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有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种地，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想它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种地就需要好身体，所以当某朝某代出现了力拔山兮的大力士，基本上都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级的腕儿，整个民族的自尊心都捆绑在那一膀子力气上了。

　　自清末以来，我们光顾着种地了，力气都使在了地头跟炕头上。西方列强的力气都使在了运动场跟造枪炮上了，所以给了我们很多不雅的外号。我们可是尚武尚力气的国家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不平，开始发展体育运动，也开始用举国的力气实现体育强国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科技比较落后，为了挽回点面子，我们就在相对较容易出成绩的体育上下功夫，借而忽略我们不行的地方。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体育可不是操场上跑圈儿那么简单，跑好了跟跑不好都能上升到一个无比高的高度，倾国倾城的眼珠子都瞪着呢，所以，把体育跟国力、荣誉、自尊等一切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就看似很有道理了。

　　可是，体育并不是操场上跑圈儿那么简单。它又分了那么多种那么多类，对抗、竞技、评分等等都可能成为划分标准。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几手抓几手都得硬（靠，够高难度的）。很可惜的是，全地球人最眼球的项目也不是操场上跑圈儿，而是足球，这就要了我们亲命了，谁家那小谁说过：“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劳动，大脑能思考”所以，我们只善于弹球而不善于足球。那小谁还说，施夷长技以制夷。可是，据说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根本就没有夷技可循，这下子生生硬硬地把我们撂旱地上了。

　　足球不行，我们想用体育鼓舞精神的力量就差了一大截子。比如，我们教育孩子说，要发扬女排精神刻苦拼搏时，心里就开始敲小鼓，怕孩子们用男足精神来反驳；比如，我们在登珠峰时，还差一小步，刚想用点什么精神鼓劲时，就怕想起男足，一下子从８８４８就打着滑梯下到地下车库了。所以，这足球，还真是一个问题，能上升到无比高的高度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这跟各位把体育赋予的那些很重的含义有太大的关系了。如果你换个办法，你就能收到不同的效果。比如，把体育赋予点娱乐精神，把足协当成德云社，把男足看成郭德纲，就有很好的效果。这样说，可不是恶心德云社，搞笑的一般规律是要有自搞自嘲的精神，把自己祸害到底儿了，大伙才能乐，要有耍宝的精神，如果郭德纲穿一身正装，拿着稿子念半个小时，那以后凡是逮着交通违章的，全送德云社听相声去，估计全中国的交通秩序都好了。

　　所以，你非要总结说中国男足最有用的经验，那就是娱乐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搞笑精神，三个女人一台戏，十一个男人就是三台半戏，你说能不让人乐吗？感谢ＣＣＴＶ，也感谢中国男足，因为你们，欢笑就与我们同在。

上联：试问中国男足有多愁；

下联：恰似一群太监逛青楼

横批：没人会射

转自http://tjzcn.blog.sohu.com/  用文字打发时间＠郑长宁·天津

如果我们暂时超脱一些，想象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脱离了现实环境。不妨设想自己当了最高统治者，此时你认为处在什么样状态的老百姓最容易统治管理？我会想：第一，人都是单个的，而非抱团的，作为单个人比抱团儿的人好治理。人们把这概括为分而治之。第二，静止的而非流动的，静止不动的人比四处流动的人好管理。如果老百姓都像一棵棵树一样种在地上，平常站在高处检阅一下，良莠自在目下，砍伐莠树，培植良木，十分惬意。仿佛辛稼轩词中写的“老合投闲，天教多事，管领长身十万松”一样，省心省力，又赏心悦目。

可惜的是到了十八世纪，这两项都很难实现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生存压力与环境的变迁，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抱团儿”（用当时的法律术语说是“结会树党”）向未开发地区、人少地多地区和海外流动，这样才能生存或者说生存得好一点。这种正常的流动是清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便发生了无穷的争斗。

满清统治者看到“结会树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打压，形诸律例，而且都是重刑，动辄“斩立决”、“绞立决”。皇帝亲自督催（乾隆特别积极，多次惩办打压不力的官员），最终把“兄弟结拜”“打压成”活跃的、播散性强大的秘密会党，从而波及南半个中国，并成了清代乾嘉和乾嘉以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甚至是清朝灭亡重要的推力。

加拿大学者王大为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就用中国东南福建的兄弟结拜组织和1780年代的林爽文起义，说明推动这些武装反抗、并真正能够威胁到清王朝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社会流动和结会树党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境。清统治者认为给他们带来无穷麻烦，因而要竭力打压的“结拜”、“创社树党”，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统治者自己“与风车作战”式的打压。

作为西方学者的王大为，对于兄弟结拜这种充满东方人情味的人际结合方式是心存好感的。他认为这种结合只是一种互助方式，如果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会产生暴力，不会危害社会。

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指出，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结拜组织，所发挥社会政治作用大体是正面的。天地会在海外或称“义兴公司”，其宗旨、规则、信仰以及入会仪式完全同于天地会，但它成了凝聚华人的组织。“通过建立寺庙、供奉特定的地方神祇（不确，主要供奉关帝——泰按）、庆祝农历规定的节日，满足了同一地方移居而来的人们的宗教需要。公司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食宿，帮助寻医疗病，有时还免费安葬身故者，传统互助组织的活动，在公司行事中都能找到。”为什么在国内许多“结拜组织”就沦落为“寄生性盗匪”与政治上的异端了呢？王大为认为这都是“晚期中华帝国特殊政策的产物”。应该说这是本书论述的精彩之处。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多秘密会党能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坚持一二百年而不变（这个宗旨已经与其会众没多大的利害关系了），这就是清政府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压的结果。这种打压，等于告诉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必须“与我为敌”。是清政府本身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永久的”的反对组织，直至清王朝灭亡。【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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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日子没回天津了，可家在天津不回也是不可能的。天津混乱的交通、随处的骂街、污染的天空一直深埋在我的脑海里。忽然在北方网的津卫杂坛看到一个帖子，说咱天津被评为中国的十大最宜居城市之一。乖乖，我当时心里一喜，没想到我离开不到一年，这城市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进步可真是快，看来应验了本山大叔说的：世界金融危机一片大乱，唯我这边风景独好。

        到家的第二天我就搭上了公交车，准备四处逛逛，感受一下宜居的新天津。

       本来是想按照时间或者内容来添加文字，但传照片却不方便，索性就这么着吧！

都21世纪了，可这拉脚的三轮在天津就是取缔不了。看看，人家还在执行线跑，你说牛不牛。

外表宏伟现代的中医院，进去就露馅。曾经到这里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母亲，陪床的人在走廊里随处坐卧、抽烟，到处都是痰迹，很难想象是在一个大型医院。

典型的城区小路，破烂无序。

看到雨燕还是感觉比较亲热的，毕竟是俺们那位的亲戚。

垄断就是好，一个小晚报竟然能拥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佳通轮胎的广告没少见，可没见谁用过。

侯台的845路终点站，很荒凉，据说这儿的房价也要6、7千元。

我们小区背后相继盖起多栋的写字楼，可能和胡总的把滨海新区做为国家级开发区的定位有关。

南京路

后广场都4、5年了还没有修好，以至于这儿的路都变成停车场了，无法想象后广场开放以后这些车都停哪儿去。这些小区都是00年以后建设的，政府的规划部门竟然一点没有考虑停车的问题，真是可笑。

这是李公楼地铁站，也是封闭建设了好几年，看样子要建好了。

很另类的天津站设计，感觉很想90年代卡通片里的外星人住的地方。

04年我们教练领着我们在这里练车，主要练的移库部分。是太阳城旁边的立交桥下面。触景生情啊！

曾经风光的北站现在变的像个单位的门房。

宏伟的武警指挥学院，真牛！

正面的主楼

内环新开路，我们小区旁边，是电影《6号门》的故事发生地。曾经是老天津的城郊结合部，很乱。

津湾广场，据说是天津的新地标，位于天津站对面，西面是解放桥、世纪钟，那些也曾经都是天津的地标建筑，好像天津人很喜欢搞地标。

照片传多了，添字倒成了一件耗时的工作。这张照片是应大皮具在空港物流中心的企业。应大现在是天津不多的大品牌企业了，算给咱天津人长脸。曾经的轻纺都市现在基本就是些三来一补的代工厂了，只有应大还在全国有点名气。

你别说天津还是有点潮人，这是我们小区某款爷的悍马，两米多宽的车，跟个轻卡似的，小区没地方停，只能每天睡马路了。

李公楼过来海河上比较另类的桥，很像一个船的造型。

混乱的十字路口，一看就是交通管理不善。由此可见，立交桥再多管理跟不上也没有用。

车站对面的景观带，这是早起溜达时候拍的。

白天看这个船造型的桥还比较有味道。

很不容易改善的新公交车。

路上拍的海光寺。现在变得的和小民房差不多了。

烟雾弥漫的城市黎明，不知道怎么会被评为全国十大宜居城市。

呵呵，还是一个十字路口，红星路河北区段的，依然很混乱，前几年上班的时候天天走的路。

现代的车站，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清洁手段，落后？进步？说不清楚。大概能说清楚了，那就不是天津了。

日本咖啡品牌真锅竟然入住天津了，赶紧来一张，也证明天津的发展在提速。

空旷的立交桥，不仅让人起疑，这个立交桥真的很需要么？既然需要，为什么又拆了那么多立交桥。

立交桥多的都让人头晕，一同事拉我们说很难找到合适的出口，经常是越过去，下来再折返。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的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３０％，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２０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３０％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０．５％，５０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０．３％，而钱学森把０．３％一下子就提高到了30%！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５.８５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１９５８）。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转自http://club3.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089758

上周五在华山论剑——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资本市场高峰论坛的主题演讲中，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表示，"都市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未来5年中国房价至少再翻一番。

　　在分析中国的当前投资版图时，他指出：目前，除了政府驱动的投资之外，还剩下两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是制造业。但制造业现在又面临产能过剩的威胁，这样资金将会大量涌向房地产市场，因此"我们只能期望未来能够接棒的是房地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大家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金岩石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超额货币发行。他用数字告诉我们，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通胀中，中国最高的是猪肉，占10%左右。那些超额发行的货币哪里去了？金岩石形象地比喻道：超额货币有两个流向，一个是流向水桶，水桶里的通货膨胀是CPI流进的；另外一个流向水池子，为CPI之外的奢侈品、铁路、公路等。他说，如果每个人把过去100天所参与的所有经济活动减去10%，"看一看你的身子是在水桶里还是在水池子里，如果你是在水池子里，你必须面对15%以上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基于超额货币的概念，金岩石认为，以2009年1月1日的房价为基准，未来5年中国房价至少再翻一番。

对城里人来说，这几天可能还沉浸在国庆的欢愉中没有出来，可对我们当地的农村来说正是一年中最忙一段时间。此时，玉米或者是花生刚刚收获，正在房顶路旁晾晒，农田经过平整以后，马上开始进入秋播时间，田地里随处可见劳动的人们。

我们单位的员工基本都是来自农村，每年的这个时间大家要都把平时积攒的休班用上，回家帮助家里干些农活。前天一个员工结婚，我和几个经理代表单位去送礼品，顺便到一个经理的家坐了坐。他们家养了一些乌鸡和鸽子，还有一只山羊。

羊肉虽然经常吃，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羊，以前还真没有过。通过观察，我发现羊的警惕性很高，它坚决不让我靠近，而且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估计是把人划入了大灰狼的队伍里了。想想也是，对羊而言，人又比大灰狼好多少呢。

感觉羊的表情很丰富，而且还很有点哲学家的味道。趁主人忙的功夫，我到车里把相机拿出来，给我们的羊哲学家拍了几张写真照。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照片。

1、求胜欲太强：在任何情况下到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打败对方，无论这样做是否值得。

2、太喜欢增加价值：每次讨论的时候，总要发表一番自己的高见。

3、太喜欢点评：总是要对别人的说法评论一番，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4、总是发表破坏性评论：为了让自己的言语听起来更深刻、更诙谐而说出一些不必要的讥讽之语。

5、喜欢用“不”“但是”或“可是”来开头：过多地使用否定式过渡语，实际上是再告诉对方“你错了，我才是对的”。.

6、告诉世界你有多聪明：总是要告诉周围的人-----我比你们想象的更聪明。

7、乱发脾气：经常在愤怒的时候跟人沟通，把情绪上的波动不加约束地传导出去。

8、负面思维，比如“让我来告诉你这样为什么不行”：总是要用自己的负面思维去影响周围的人----即使是在毫无必要的时候。

9、隐瞒信息：为了让自己占有一定的心理优势而拒绝跟别人分享信息。

10、不懂得表示认可：不懂得表扬或奖励别人。

11、喜欢抢功：总是过于高估自己在某项工作中的作用。这是最让人厌恶的一种恶习。

12、总是喜欢找借口：把自己的坏习惯归结为某种无法改变的原因，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13、把一切都归咎于过去：总是把自己的失误或缺点归咎于以往的人或事，这其实是在为自己的过失寻找替罪羊。

14、偏袒下属：不能公正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

15、拒绝道歉：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拒绝承认错误，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

16、不懂的聆听：对同事最不礼貌的一种表现。

17、不懂得感激：最缺乏礼貌的一种坏习惯。

18、惩罚报信人：错误地攻击那些本想要帮助你的人。

19、乱找替罪羊：总是把自己的过失推到其他人头上。

20、过于强调自我：把自己身上那些无法改正的缺点看成是一种美德，总是强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者：马歇尔·戈德史密斯{美}

朋友的媳妇家是临清的，和季羡林同志一个村，用这里的话说就是她和季老是庄乡，真不得了啊！季老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大师，做为他的庄乡我觉得也应该是很自豪的。至少平时在摆龙门阵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扯起这面大旗，来点噱头。

两年前朋友结婚的时候我陪着接亲去过一次，那时印象很不好。村子不小但全是土路，土路也就罢了，还坑坑洼洼的一点不平，非常难走。问当地人怎么会这样，他们说这儿比较穷，现在地都包到村民手里了，也没有集体经济，当村长什么好处也没有，所以没有村长已经好几年了。这让我很意外，一个官本位盛行的地方竟然没有愿意做村长，呵呵，真有意思。

村子很大，但都是七扭八拐的小土路，因为没有规划，所以房子也是盖得很随意，几乎没有一条路是直的。

出发的时候朋友就安慰我，说现在的路很好走了，前天柏油路已经铺到村里了。我大为惊异，怎么变化的如此翻天覆地。

朋友讲，自从季老被尊为国学大师，尤其是这位大师过世以后，就不断传来消息，说咱们政府的大管家温总要来小村拜揭，大概是陪季老的部分骨灰回来安葬，那一部分在八宝山。

这下可不得了了，当地政府闻风而动。首先把已经确定的新农村试点从别的村子挪到这里，其次把宣传了若干年“村村通”都没有修的路，立马投资开修。再次，多年没有人做的村长也马上有人做了。更引人注目的是，上级一下子就改变了拖拖拉拉的办事习惯，高速决策，而且马上动工，在村子里修建“季羡林纪念馆”。(daixu)

 缅甸的禅邦特区最近比较安静，看来我们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或许是我们的成都军演产生的威慑力起了作用。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缅北能保持和平状态总是让人高兴。痛恨缅甸的军政府，为什么不遵守和特区签订的和平协议呢？你搞的选举本来就是假民主，难道靠武力镇压了北方的少数民族你就能把你的军政府永远保持下去？

 很为缅北的华人担忧，果敢已经被政府军攻占，但愿佤邦能坚守住，也愿我们的政府能做他们的坚强后盾，别只是在大庆之前关心，应该永远关心，毕竟他们和我们是一奶同胞。我们应该学学以色列，看看人家以色列政府，它能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缅甸政府不给那里的华人以国民身份，我们再不管，那我们的良心何在。既然缅甸政府不承认我们的华人，那我们来管也就不是什么干涉内政。